1987年，43岁的正团级退役军人任正非，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，用凑来的2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。2000年，这家民营企业销售额已达到152亿美元，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的首位。今年，这一数字增长到880亿元，其主要增长来自海外市场。目前在全世界有68000多名员工的华为声称自己在100多个国家有销售业务，并为全球50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的35家供应设备。
华为对深圳的意义非同寻常。它所代表的中兴和康佳等一系列高科技创业力量，已经成为深圳产业结构的主流。难怪一位市领导评价说：假如失去一个华为，深圳至少5年中在全国黯淡无光；失去两个华为，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；失去三个华为，深圳将会沦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三流城市。
另一种改变似乎更为微妙——在“玩命干”之余，深圳人学会了享受生活。在深圳打拼多年，胡洁发现深圳人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无论多么忙，每年都会回趟老家。
“虽然说看望家人是一方面，”她皱了下眉头，“但更重要的是一回老家，那股干劲儿会逐渐消失，然后慢悠悠的，非常惬意和舒服。”
这也是他们打出“慢城”这个名称的主要原因。“我们更是在提倡一种生活方式。”她拿出一本《慢格调》杂志，里面充满了小朋友在沙滩上玩耍，或者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之类的温馨场面。
“我们也早不是拼命三郎了！”胡洁笑着说。她表示自己周末也会去爬山，有时间也会外出度假等等，“尤其是那种悠闲的欧洲小镇，去了就不想回来。”
“速度”不再是单一评判标准
难怪那个年轻人丝毫没有注意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标语牌。
两年前，这个名叫李涛的高中毕业生从河南来到深圳打工。对他而言，这座城市并没有想象中的节奏飞快。这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他刚刚结束了保安工作的夜班，准备到附近的“海上世界”溜达一圈儿。
“工作不忙啊，也没太大压力！”他似乎很奇怪记者提出的问题。
和他同一时间来到深圳的李维容也有同样的感受。站在高达68层的地王大厦上，这位观光解说员指着附近一栋并不起眼的高楼介绍说，那就是曾经象征“深圳速度”的国贸大厦。
这座大厦建于1984年，并以160米的高度成为国内当时最高的摩天大楼。工程师罗军东回忆，主楼开建后，先是7天建一层，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、4天一层。从第30层开始，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。当时香港的纪录是5天一层，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。
“深圳速度”自此叫响。在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上，专门有关于“深圳速度”的词条，其中解释说：这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。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~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，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（集团公司）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（简称国贸大厦）时，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。
国贸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地标。当时有言：“不到国贸，不算来过深圳。”还有分析人士说，这座高楼的政治意义在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。当时，舆论普遍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，甚至有人把特区比作“租界”，国外则把这种大规模的建设称作“假大空”。
显然，国贸大厦打破了这些说法，尤其是它53层楼上那个遐迩闻名的旋转餐厅。对于深圳人来说，这里曾是招待外地客人最为风光的地方；但对国人而言，旋转餐厅意味着一段特殊记忆：1992年1月20日，这里是邓小平“南巡讲话”的场所之一。
然而一个月前，当记者去采访国贸大厦时，遇到的情况却是，整个大厦冷冷清清，一部分处于关闭装修状态，而顶楼那个接待过数百名国家政要的旋转餐厅，开始打出了“亲民”的广告。一个在深圳生活了20年的东北人说：“现在谁还去国贸啊？”另一名导游更加直白：“没有人去国贸，那里太矮了，啥也看不到。” 文 / 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相关文章
精彩导读
热门资讯
关注我们
